专家简介：
梁桂元，福州人，出身于丹青世家。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与美术创作，擅长国画和水彩画。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福州市海内外书画家联谊会名誉会长、福州市政协书画院名誉院长等职。先后应邀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日本与美国举办画展和讲学。出版有《梁桂元画集》、《梁桂元水彩画选》及画史专著《闽画史稿》等。
梁桂元代表作：
尺寸120×68cm 汀江古渡 2011年作（汀江——客家母亲河）
尺寸120×68cm 长白飞瀑 2011年作
澜沧江上
日本大阪天守阁
山色空蒙雨亦奇
梁桂元文章选登：
诏安画派的源流与嬗变
来源：福建画志
任何画派的形成，都有其开创、传承的源流，并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因袭、嬗变--兴盛或消亡。本文撷取一脉，专研福建诏安画派。
清代闽南地区的画坛，是在明代闽南画坛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惟清初士大夫文人多因袭中原吴门画风，而民间画家则以仙佛题材及写真为主。至道咸年间，谢琯樵、沈瑶池等画家群起，继承了清初闽西上官周、华嵓、黄慎的风格，地域色彩尤为突出。其画风还影响了福州、粤东、台湾等地，作品流传于日本及东南亚的华人社会。
诏安县隶属漳州府，是闽粤接壤之地，系闽南的最南端，喻为福建南大门。辖区依山面海，四季常青，花果繁盛，气候宜人。此地宋元时期已是外贸口岸，优越的自然地理，给诏安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得天独厚的环境。
溯源唐代，南下戍边的将士在诏安定居落户，引进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艺术。自宋以来，该地区经历代书画家辛勤耕耘，逐渐增厚文化艺术的积淀，特别是明张瑞图、黄道周的影响至深。至清末，诏安画坛已形成富有地方特点的“诏安画派”了,以下分四个部份进行阐述考证。
(图 1)
(一)诏安画派之先河
清代，随着闽南航运事业的发展，诏安成为闽南海上交通的枢纽。许多画家乘商旅之便，南来北往，开阔眼界，促进对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从康熙至嘉庆(1662～1820年)一百多年间，诏安先后出现风格不同、而对诏安画派起直接影响的三位代表性画家：康瑞、刘国玺和沈锦洲。
康瑞(康熙至乾隆年间)，字喜子，诏安东山铜陵人。工画百卉，又擅仙佛，兼能山水。画风萧疏苍老，泼墨淋漓，一抹立就，不假修饰，别具奇趣。福州市博物馆收藏其人物画册页二帧，一帧为“达摩图”，运用淡墨一笔勾成；另一帧“铁拐李”(图1)，先以淡墨勾出人物轮廓，后以浓破淡之墨法点眼睛、胡须和拐杖。前帧落款“铜陵康喜子”，后帧题字“康瑞作”。两帧小品，以草书一气呵成，笔简神俱。
从康瑞大写意的画作，可窥见他深受徐渭以及黄道周、张瑞图的影响。而他的画风，又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诏安画派”。
民间相传，康瑞因画名远扬而被召入京师供职宫廷。他本来性格内向，加上不懂“官话”，皇帝盘问时，只是傻笑点头不能应答。皇上见其憨，喜其窘态，脱口戏呼“喜子”，即以此为字。
刘国玺(乾隆至嘉庆年间)，字攸斋，诏安人。擅山水、人物，承宋元画风。常以湿笔淡墨点染雨景，有宋米芾余韵，富有诗意。后学谢颖苏，曾在其《远山烟雨图》上题诗：“落叶溪桥处处，远山渐雨蒙蒙，三艇谁家钓叟?蓑衣不畏寒风。”刘国玺的山水画对诏安画坛亦颇有影响。代表作《溪山烟雨图》轴，水墨淋漓，烟云弥漫山雨横来，行人撑伞过石桥，一派典型的米家山水。落款“七一老人刘国玺写”，纸本设色(纵153厘米，横91厘米)，福州市博物馆藏。
沈锦洲(嘉庆至道光年间)，诏安人。少年时期曾随商船北上学画，初擅工笔花鸟，宗法宋院体画风。用笔遒劲，赋色明丽，尤以画牡丹、凤凰著称。曾流寓厦门，奔走汕头和台湾等地卖画为生。后来为适应卖画的需要，画风转向兼工带写。谢颖苏和沈瑶池二人均为其入室弟子。传世作品有《牡丹凤凰图》轴(见《诏安历代书画选》)，以工笔画凤凰，承院体遗韵，以没骨作牡丹，似恽南田画风。《荷花图》，则以水墨写意出之，似为晚年手笔。
(二)诏安画派前期名家
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因城镇工商业的繁荣，诏安画坛涌现一批数十人的职业画家和画工队伍。有以“摹稿”、“填粉”的作坊生产的商品画出现。他们之中出类拨萃者，在诏安前辈画家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汲取闽西华嵓的清雅明丽与黄慎的苍劲放逸格调，而形成冷逸淡雅的“诏安画派”画风。这一画派群体的代表者，有谢颖苏、沈瑶池、汪志周和稍后的许钓龙、吴天章等名家。
谢颖苏(1811～1864年)，嘉庆十六年生于漳州府诏安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辈及兄、姐等皆擅诗文，一门风雅。他幼承家学，酷爱丹青，并拜当地画家沈锦洲及外来画家方琴等为师，弱冠即噪画名。他初字管樵，三十以后因恐被人误为姓“管”而更字“琯”樵，号懒樵、懒云山人、北溪渔隐等，以字琯樵行世。谢氏擅书画、精诗文兼工篆刻，时有“三绝”之誉。他亦喜舞剑，好谈兵法，具多方面的才华。所作花鸟形态生动，着色淡雅，有华嵓之韵致。其《竹菊八哥图》所写墨竹，落笔劲挺挥洒自如，具郑燮①、黄慎之豪逸。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谢颖苏应闽浙总督颜伯焘之聘入幕，流寓省城福州，对福州地区的书画颇有影响。福州画家陈文台曾得其指点。十多年的幕僚生涯，使他有机遇纵游四方名胜，饱览古今名人字画，扩大眼界，丰富了艺术素养。他又善于博采众长，融汇贯通而成独自面目。作画之余，并研画理。他在《谈画偶录》中说：“与可②画竹，胸有成竹；板桥画竹，焉能无成竹。余尝下一解语云：‘不是有成竹，焉能无成竹!’惜不起板桥于今日，共参破此偈也。”《福建画人传》评他：“写竹，瓣香郑板桥，然能自出新意，不为所囿。”对谢氏师法名家却又能脱出新意，不受所缚的精神给予肯定。
咸丰七年(1857年)，谢氏佐幕至台南，携其绝艺于台湾讲学，达四年之久，成为开拓台湾书画艺术的先驱者。此外，他还精于园林设计；如他所设计的台北板桥林家花园，风格别致，构思精巧，富有民族特色。日版《支那绘画宝鉴》兰竹篇中，录有他的兰竹画作二帧，其画迹广泛流传闽、粤、台及日本等地，寸缣尺素视同珍宝。咸丰十年(1860年)从台湾回大陆，他常生活于福州。同治三年(1864年)卒于漳州万松关的太平天国战役。谢颖苏的传世作品颇多，但大多数是水墨兰竹。可能因当时的幕僚政务忙碌，出于应酬之故。然而他对山水、人物、翎毛、走兽亦精，却鲜为人知。现藏于福州市博物馆的《西风驴背图》卷，是于同治二年(1863年)在福州画的一幅山水精品，有宋元之笔墨风韵。图中人物、毛驴的神态描绘得十分生动。
沈瑶池(约1810～1872年)，字古松，诏安人。少时和谢颖苏同受沈锦洲启蒙，擅长人物、花鸟。人物师承黄慎，用笔豪放苍劲，题材亦与黄慎相仿，常画道释、历史名人及乞丐等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传世作品有《驴背钟馗图》，道光八年(1828年)十九岁时作。花鸟，效法华嵓，格调清丽淡雅。亦善指画，落墨沉着浑厚，笔迹如篆如籀，足与清初高其佩(指画创始人)抗衡，如《芦鸭图》。中年以后所作《抱琴图》轴，明显受黄慎画风的影响。他的花鸟画成就不亚于人物画，画风重写实，如花鸟四屏条；受华喦影响，《瓶花图》轴，则受黄慎大写意画风影响。
(图 2)
汪志周(道光至咸丰年间)，字瘦石，诏安人。善山水，精翎毛、花卉。其花鸟幽穆清雅如华嵓，写意似林良③，传世作品有水墨巨幅轴《双鹰图》；山水初受刘国玺的影响，后追宋元；间写兰竹，笔墨超脱有元人情趣。汪氏曾流寓省城福州，当地画家陈文台④得其亲授。陈文台继承了诏安派的衣钵，又传于林纾(琴南)，使诏安派画风在福州地区传播发扬。汪志周《蕉石双鹤图》轴(图2)，纸本着色(纵166厘米，横81厘米)，以小写意笔调描绘，所写景物造型优美，深受华嵓画风之影响。汪氏的山水画亦精，《秋山读易图》轴，为吴门画派笔意，又参元人疏朗风味。
《浦城县志》，将汪志周列入浦城籍，并称：“汪志周画花鸟尤臻，下笔如生，其弟子名于世。”又见作于咸丰四年的水墨写意花鸟轴，落款作于浦南(即浦城)，可证汪氏曾在浦城一段时间或在浦城任小官，如他的印章常用“臣志周印”。
继谢颖苏、沈瑶池、汪志周，接踵而来的又有许钓龙、吴天章和沈祖文等人。他们均有诏安派的共同特点，又各具自己的面目。
许钓龙(咸丰至光绪年间)字禹涯，诏安人。同治贡生，擅写意花鸟，笔致高秀，注重情趣，笔墨淡雅，融华嵓与黄慎之风于一体，在闽南、粤东地区颇有影响。许钓龙传世作品有作于光绪元年(1875年)的《四季花鸟图》四条屏，纸本设色(每幅纵137厘米，横36厘米)，以小写意手法表现，雅俗共赏。
吴天章(咸丰至光绪年间)，字织云，斋名凤山，诏安人。历官县丞、同知，善书画诗文，长写意花鸟，尤精墨牡丹，间作山水，兼工书法、篆刻。《牡丹图》，为《四季花卉图》之一，作于光绪七年(1881年)，以泼墨作墨牡丹，淡墨线勾勒作白牡丹，以浓淡墨相间写叶子，并随题诗句：“年年独殿好春光，姚魏人家见紫黄。敢向风前称第一，如何共号百花王。”后跋：“辛已十月画于大良凤山画院差次，织云。”其笔意恣纵，墨花飞舞，妙趣横生。他与谢颖苏、沈瑶池、许钓龙合称“诏安花鸟四大家”。而汪志周却未列其中，考汪氏花鸟之格调不逊于四家，可能因他的艺术活动常在外地之故。
吴天章的画法以线描与没骨相融，设色淡雅，风格受徐渭、恽寿平、华喦、黄慎等影响。每画均题诗，纯为文人画风。他是文人职业化的画家。
沈祖文(咸丰至光绪年间)，字雪湖，诏安人。谢颖苏高足，擅写兰竹，尤喜作博古图，所作博古、花卉、水墨淡彩，清润明丽，别具风韵，兼长行书。传世作品有水墨《博古图》轴和四屏条《墨竹》，画风酷似乃师。
许煌(约咸丰至光绪年间)，诏安人，善人物，名蹑沈瑶池后。福州市博物馆藏有《伯牙抱琴图》轴，纸本设色(纵80.5厘米，横36.5厘米)，其人物画不亚于沈瑶池。
(图 3)
翁正曦(同治至光绪年间)，诏安人。善写道释及历史人物，如《尼父击罄》、《羲之爱鹅》等。又喜作风俗画，有《村店丐戏图》传世。其人物画风受沈瑶池影响。
(三)后期诏安画派与海派的汇流
清同治至光绪年间，以任伯年(1840～1895年)为代表的海派画风冲击福建画坛。当时诏安画派在福建画坛虽然具有普及优势，但与富有时代潮流的海派新风相比，却显逊色。于是诏安画派后期以马兆麟为首的几位画家，积极汲取海派画风清新轻快之长处，使诏安画派与海派画风汇流，形成“后期诏安画派”的新格调。
马兆麟(1837～1918年)，字竹坪、瑞书，号子般，诏安东山人。(1916年，东山由诏安县分出独立建县)。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早岁习画，擅花鸟，继承前期诏安派画风。四十岁左右趁赴京会试的机会，顺道至上海向任伯年求教。此后，马兆麟把任氏画风融入自己的花鸟画中，面目焕然一新。原有冷逸格调，顿时趋向艳丽明朗，丰富了诏安画派的绘画技法。马兆麟还工行楷，又善诗文，著《吹剑轩诗集》刊行，故有“诗书画三绝”之誉。民国七年卒，享年八十二岁。
马兆麟的传世作品颇多，现有《芦苇飞禽图》轴(图3)，纸本(纵147厘米，横38厘米)其画风已由原来诏安派的风格转向海派。
沈瑞图(光绪至民国初)，字子鸿，诏安人。擅长花鸟，约三十岁左右步马兆麟后尘赴沪师事任伯年，汲取海派艺术精华。他以轻快爽健的笔调挥写花卉翎毛，名著于时。长期寄寓漳州县城以卖画为生，年仅四十余岁即逝，故其影响不如马兆麟。传世作品有花鸟四屏条之一、之二(图4)，构图别致，画风似任伯年。
马兆麟的弟子颇多，皆为海派风韵。较著名者有：谢东澜(字观有)、沙韵(字涛松)、曾筠(字听松)和林嘉(字瑞亭)等。
(图 4)
林嘉(1874～1939年)，字瑞亭、成甫，号汉仙，东山渔子，诏安东山人。马兆麟的高足，擅人物、花鸟。白描人物追陈老莲、任伯年遗风，铁划银钩，行笔劲健，如他三十岁(1903年)作的白描扇叶《罗汉图》；没骨花鸟受其师马兆麟影响较深，作于1931年的《荷塘细雨图》轴，绢本，工笔设色(纵138厘米，横64厘米)。画中题诗：“多谢採莲人不折，雨中留得盖鸳鸯。”此为晚年精心绘制之作。光绪间幕游台湾，喜与名士交流，余暇则闭户作画。林嘉晚年客居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并开设画室，卖画为生。他的画路很广，技法全面，无论工笔重彩、泼墨写意，花鸟、人物、山水皆臻其妙，为后期诏安派之能手。其艺术造诣可与马兆麟并驾齐驱。
(四)诏安画派的影响
诏安画派，兼工带写，雅俗共赏。初冷逸淡雅，后演化为鲜明妍丽，迎合新兴工商阶层的大众化审美需求。为体现当时当地市民的审美情趣，画家将通俗的绘画语言与高雅的文人画风相汇合，即市井文化与士大夫文化融为一体。纵观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以往书画艺术专为贵族所占有，此后则“走进寻常百姓家”了，于是画风更具浓厚的乡土气息与鲜明的地域色彩。这是闽画艺术园地中的一朵异常亮丽的小花，由于作品流传全省及省外，故一时称为“闽派”。
若将道光至咸丰年间，鼎盛时期的诏安画坛划为“前期诏安派”，则光绪至民国初期受海派冲击，画风嬗变后之诏安画家群，应称“后期诏安派”。前期诏安画派的盟主当推谢颖苏，后期诏安画派的班头则为马兆麟。但后期诏安画派接近尾声了，实际上已转化为“海派支流”。
诏安画派，从道光、咸丰年间，以谢颖苏、沈瑶池、汪志周等的艺术创作活动为起点，至清末民国初以马兆麟及其弟子等的艺术创作活动为终点，近百余年间，其绘画艺术对福建、粤东、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地区颇有影响。由于近代列强瓜分中国，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衰落、民不聊生，诏安又是地处边陲的一个小邑，故其书画艺术曾一度被冷落了。新中国建立后，诏安书画逐渐繁荣，1993年文化部群文司为发扬诏安优秀的传统艺术，特授予“书画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
诏安画派是福建地方文献中惟一被称为画派的群体。最早提及这名称的是当时漳州府海澄县旅居新加坡的学者邱炜皞。他在《五百石洞天挥尘》(刊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卷九中有一段记载：“同治时吾漳诏安谢官樵贰尹画擅兰竹，书法颜(真卿)米(芾)，行间笔下，雅具一种不凡之致。喜与名宿骚士游处。一时俗派，都无所染。诏安虽多画家，同时若沈古松、许禹涯、吴织云、胡汉槎、沈雪湖辈望尘不及。此外之摹稿填粉全眜门径者，更无论已。今日谈诏派画，端推君为第一流。”此评语十分中肯。然而必须说明，清末之诏安画派只是特定时期中的部分画家结合而成的，他们的作品趋向、形成大众化，且有商品化特点的画风，并非所有诏安籍的画家都可简单统称为诏安派画家。
注：
①郑燮：清，江苏人，号板桥，擅绘兰竹，为扬州八怪之一。
②与可：宋，名文同，字与可，四川人，擅墨竹。
③林良：明，字以善，广东人，善水墨花鸟。
④陈文台：清，字又伯，侯官人，善花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