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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福州画院的头一场展出就是“王和平画展”。这次画展囊括了自1985年以来王和平创作的50幅精品，也是他年届“知天命”的回顾。但是，作为“中国新文人画”运动的代表性画家和福建省最具实力的中青年国画家，观众似乎更想通过对王和平作品解读，澄清因评论操切而概念模糊的“新文人画”内涵，并从中管窥中国水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和平画展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绝好机会。 王和平的美术创作缘起于他的插队生涯，最初以一幅技法粗糙的《禽场哨声》走入水墨世界。回城之后王和平经常在自己工作的百货公司橱窗里悬挂自己创作的当时被定性为“封、资、修”的花鸟画，却每每引得人们驻足观看，这使得他意识到在缺乏艺术的荒谬现实里人们对美的极度渴求，从此浸淫于花草翎毛的世界，一发而不可收。 王和平的花鸟先师任伯年，再入八大，而出于恽南田，在对三位古典花鸟大师的扬弃取舍之间逐渐形成了自己形而有神、清而不孤、蕴藏典雅的艺术特色。在对自己艺术语言的锻造上，他严格遵循诗、书、画合一的古典方法，照他自述是“二十学画、三十学书、四十学诗”，其书宗王右军，几可乱真；其对古文、诗词、格律、音韵的修养即便是专门的语言学家也很惊讶。王和平的修艺之道可以说是“聪明人走苦笨路”，然而这种方法在与时下机巧躁进的艺风相比，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王和平的花鸟是以绝对古典的形式出现的，这源于他对中国水墨传统的尊重。然而正是这一点，在时下以非笔墨倾向为时尚的评论主导下，反而造成了阅读的困惑。 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艺术观，其特点在于放弃审美价值，关注形而上问题的揭示，它所企求的效果是让观众在作品的思想深度面前汗颜惭愧。因此，在评论操作下，颇有成就的“新文人画”往往被一棍子打成“回避挑战，固定旧业，为传统殉道”。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经典的艺术在形态上首先表现为一种审美对象。在观众眼里，王和平的花鸟从来就是一个轮廓明朗的模式——简洁、精湛而优雅，有限的墨色在不失法度的经营中展现智慧，使人在领略一种审美快感的同时，也领悟了传统水墨的永恒价值。 王和平的作品不愿承担思想的重压，因而显示了一种轻松感。这也是中国传统水墨，尤其是花鸟画的精神所在。在王和平看来，花鸟画不是用作装饰，不是摹写记录，也不足以反映社会重大主题而用作教化，花鸟画的功能在于怡悦性情。就创作本质来说，是画家借花鸟代言，用以表述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和意愿，表示自己的志趣和修养，表明自己的技巧和构思，最后表达画家的人格和审美理想。 那么王和平如此醉心于描绘鸟的自由与飞翔，花的清丽与繁盛，草的生机与滋润，他想言说什么呢？王和平在自己作品集的前言中写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画者体察自然。”他要在撷形取象之间寻觅花鸟鱼虫的天然美感，汲取生命表达的智慧，倾诉源于自然的朴素情怀，并从中寻找人与自然的默契。这一点，对王和平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城市生活的高速节奏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人类与自然的疏离正在加剧着，人们总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去认真观察鸟的飞翔，花的开放，露水的消亡。我们在阅读王和平的作品领略美感的同时，是否会警惕人类正在丧失体察自然的能力。这是王和平花鸟画所要言说的思想，也是他的作品在古典外表下现代涵义，虽然简单，却耐人寻味。 时下在大多数追求现代意识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温馨慰藉，却总是领受冷漠甚至冷酷。我们有理由认为对理论力量的盲目和美感力量的轻视，都失之偏颇。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画读者更关注那些技艺精湛且具美学含量的作品，理由很简单——任何一种拒绝美感的艺术都是一种缺憾，我们因此感受到中国水墨传统在现代生活的巨大生存空间和有可能被赋予的现代意义。 1999年3月30日发表于《福建日报》第6版“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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