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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美术》杂志 2006年第8期 一、 关于现实主义的内涵 1885年，法国画家库尔贝的文艺宣言，提出艺术家要研究现实，如实地反映现实而不美化现实。“现”，就是强调当下性和时代性；“实”，就是强调其真实性，不对生活加以美化和粉饰。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艺术家在不接受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权利，让自我的真实说话。捍卫和实现艺术的真实性品格，才能有效地避免粉饰主义、教条主义、奴仆主义、浮夸主义等伪现实主义的滋生。 1888年4月初，恩格斯致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再现现实生活的本质，即社会生活中带规律性和必然性的东西。”注（1）恩格斯强调典型性的真实，比库尔贝的“自我真实”更具广泛性和普遍性。这样才能避免片面的个体的主观意识取代整体的客观社会意识，避免支流的社会现象取代主流的社会本质。“典型环境”体现社会本质的普遍性（即共性），普遍性又体现了社会性、人民性、大众性、公众性。因此，对个性的追求就离不开共性为基础。离开了共性的自我，就会失去客观存在的普遍性。情感上的个性也是如此，脱离共性的情感（典型的思想感情），就不能得到人们的共识共鸣。克劳斯•霍内夫说：“不管个体的艺术家对特定的社会现象的反应如何愤慨，都只能是个体的反应，而他们的艺术——如果确实是艺术的话——却不可避免地要受‘时代精神’的支配”注（2）所以，艺术创作的关键问题是解决好“个人话语”与“公众话语”的关系问题。而现代主义宣扬“要打破共性建立个性”，显然，它与典型性的真实是相违背的。 二十世纪我国的徐悲鸿、蒋兆和等现实主义大师遵循艺术规律，根据西方和苏俄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时称“徐蒋体系”。其核心内容是艺术的三大原则：“即真善美是也”。“当然艺术最重要原质是美，可是不能单独求美而忽视了真和善”。他们认为，真即是“感人”的真实，善即“促进人类进步”的思想境界，美即“艺术美”的规律，三者缺一不可。“达到形式与内容并跻其极”。注(3)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真实性、艺术性、思想性（指伦理道德、人文关怀、健康向上的精神内涵）三者的完美统一，也就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无不体现在这三者互相渗透、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构成上。如果把这三者中的之一绝对化或遗弃，都会扭曲现实主义的本义，导致现实主义品质的丧失。 善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类的普遍属性。它跨越了国家、宗教、种族、党派的界限，是促进全人类进步的核心。“徐蒋”的真善美三者统一的现实主义，强调了“善”在现实主义中的主导地位，改变了现实主义“中性词”性质，使现实主义具有积极意义的倾向性，能有效地避免颓废的、消极的、邪恶的现实主义滋长。这就要求现实主义不但要正确地认识生活，真实地表现生活，而且就是要真诚地美化生活、宣扬正义与进步，努力倡导爱国主义、人文关怀，追求真善美。还要勇敢地揭露邪恶与腐败，批判假恶丑，发挥艺术改良人性，教化人类的社会作用，离开了这个出发点，艺术就没有任何意义。恒定了真善美三者统一的中国式现实主义标志性品格，它不同于逸笔自娱、休闲消遣的旧文人画，又区别于西方现代主义狭隘的个人主义自我表现，因此是最崇高的艺术。 二十世纪中叶，我国的现实主义模仿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模式。毛泽东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对现实主义一种较为完整的概括，它体现了真善美三者统一审美思想。由于五、六十年代“左”的失误，过分地强调政治在艺术创作中的统帅地位，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也就被干预了。进入“文革”时期，“四人帮”把这种提法推向极致，实行了文化专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演化为“高、大、全”、“红、光、亮”的“粉饰主义”和违背客观规律的教条主义、浮夸主义文艺，导致了艺术真实性的丧失，现实主义走进了死胡同，成为今天的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嘲笑、否定现实主义的话柄。 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艺术的真实性丧失，是艺术家难以回避的问题，也不是现实主义自身的内涵。而今天，我国的文化环境已是空前的自由和宽松，为现实主义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把真善美统一审美理想与“文革”时期的极“左”倾向混为一谈，把现实主义视为附庸于政治的奴仆主义和“极左论”，借助“文革”时期的伪现实主义讥笑、否定今天的真善美统一的现实主义，是不公平的。应当指出的是：任何艺术，都必须接受伦理、道德、法律的规范，艺术上的极端自由化倾向无助于艺术健康发展。尽管当时的现实主义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然而，强调了革命的内容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艺术家出于对政治的满腔热忱，深入体验生活，创作了一大批充满阳刚之气的现实主义作品，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斗志，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并且很少有丑恶的艺术作品出现，它的辉煌也是不可否认的。 二、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三者主要关系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一对难分难解的情人，其名称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浪漫主义的。这对情人的邻界，一方是自然主义，另一方是渺茫的混乱的幻想主义。因此，对现实主义概念界定，必须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边界：一是现实主义写实精神与自然主义的界限；二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界限，尤其是要分清积极的浪漫主义与消极、变态、病态的极端浪漫主义的界限。 对客观现象不经艺术思维，而是片面地照抄照搬，复写生活的表面现象和琐碎细节，歪曲或抹煞了典型性的社会生活真实本质，就是自然主义。而写实主义，之所以称之为艺术，就是因为它受情感意识的支配，表面上只是生活场景、情节、形象的罗列，“让形象说话”，实质上蕴涵着情感意识，只是艺术家故意地把情感隐藏起来，它与自然主义有性质的区别。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界限，集中表现在客观现实所制约的浪漫主义与不接受客观制约的纯粹的极端浪漫主义的区别上，焦点是超时空、超现实的极端浪漫主义有没有真实性的问题，在情感上有没有典型性的问题。 现实主义既超越了自然主义，又不拐入变态病态的极端浪漫主义。其创作方法不止是局限在写实主义范畴，而且在变实的浪漫主义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发展空间。王仲先生说：“现实主义是一个在思想情感水平和艺术表达水平上都具有优良中差劣等等无数层次无数品级的动态金字塔生态系统。”注(4)这种状态渗透在现实主义真善美三者品质系统中，所以，不能以单一的教条的统一的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标准来要求现实主义作品，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包容性、灵动性和宽容。基于此，现实主义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是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是真善美的，不论是写实还是写意的、抒情的、象征的、甚至是抽象的，不论是中国画还是西洋画种，都可以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因为浪漫主义的参与，所以复杂化了”（王仲语）。浪漫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想象主义、主观意识的表达，它可以超时空、超现实地大胆想象、积极幻化，大胆夸张和变形，不屑于客观现实制约的纯粹主观意识形态。但它的情感也来源于生活，而且这种情感又是积极的、健康的、美好的追求，能为人们所共识共鸣，因此，也很难说它不是现实主义的。王仲先生言：“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而一定不是现实主义的诗人；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而一定不是浪漫主义的诗人，这恐怕都不妥当”注（5）。“现实主义确实是一个很难在逻辑上严密确定其边界的概念”注（6）。王仲先生此言不等于他对界定失去把握，他说：“画家主观意识的表达思想感情的冲动与表现对象无情的客观制约之间的矛盾，永远地贯穿在一切大、中、小画家的艺术生涯的始末”，“主观表达和客观制约的对立统一是艺术实践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注（7）。因此，任何主观浪漫的艺术都必须受客观的制约。浪漫主义也来源于现实生活，也应具有情感上的真实性和共性，即使是极度虚构的、超时空、超现实的主观想象，也应该在情感上为人们的理解、共识和共鸣。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句，以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强调“心象”、“情象”、“得意忘形”、“象外之象”，这些虽是主观意识的浪漫主义表达，但是它们的情感都是来源于客观现实生活的，都是人们真实可信的，并且都是善的，所以是现实主义真善美所渗透的浪漫主义。而西方现代主义主张“艺术与现实生活无关，要颠覆一切价值的普遍性与客观性、要打破共性建立个性”。宣扬的是违背生活逻辑的猎奇、狂怪、惊世骇俗的、渺茫的、混乱的、扑朔迷离的“幻想主义”，而且违背了人性、道德规范，逃离了真善美的制约，其情感不能取得人们的共鸣。它从非理性出发，追求抽象、丑陋和反审美，是一种消极的、变态的、病态的极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在当前画坛上，以挑衅的方式与现实主义持抗衡态势。 三、 现实主义的发展走向问题 近年来，现实主义在美术导向的努力倡导下，有东山再起的势头。有人认为：“现实主义要具开放性、发展性、时代性，艺术形式风格也应该丰富多样。不论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象征的、抽象的、甚至某些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都可以借来为我所用。”“现实主义不仅只是事件和情节的再现，不能只是场面具体形象的罗列，应该有更多的艺术表现和更高更广的艺术含量。”“可以将现代主义的形式纳入现实主义的发展轨道。”“现实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范畴，对新的历史局面，必须与时俱进。在观念上与实践上有效地拓展现实主义艺术。” 艺术有别于其它意识形态，它不是*豪言壮语、政治说教、标语口号去抽象地表述，而是*形象说话。现实主义艺术的巧妙之处，就是善于隐藏情感。艺术家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的理解和感情，压缩在一个典型的情节形象的“瞬间”里，表面上只是具体情节、场景、形象的罗列，没有直接特地去指点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实质上蕴含着强烈的情感意识，只是艺术家故意地把情感隐藏起来，让读者从具体的情节、形象、场景中领悟到思想感情，发人深思、回味无穷，得到“无中生有”的情感启迪。曹雪芹的《红楼梦》，通篇都是情节、场景、人物形象的铺陈，“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没有人否定它的强烈的情感。而那些雕饰浮艳、彩丽竞繁、开门见山地直接公示情感的作品，不但不能感动人，而且给人以一种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感受。李琦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画中主人公手拿草帽，一手 插腰，加上一句朴素的点题，把人物的品格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其艺术感染力要比豪言壮语的“歌功颂德”强得多。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和真实性品格，也说明了现实主义对情节性写实手法的偏爱。它的浪漫主义思维活动都是紧扣着现实生活而展开的，也不会偏离现实生活太远。这就决定了情节、场景、形象的细节描绘、让形象说话的现实主义艺术基本特点。 当然，现实主义也不排除对抒情、象征、抽象等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如前所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一对难分难解的情人，浪漫主义又是一种理想主义、想象主义，它可以超时空、超现实地大胆想象、积极幻化，大胆夸张与变形，不屑于客观制约的纯粹主观意识形态，但它的情感也是来源于生活的，能为人们的共识共鸣，因此，也很难说它不是现实主义的。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是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是真善美的，不论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象征的、变形的、抒情的、抽象的浪漫手法，都可以为现实主义所采用。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现实主义就是写实主义，不能摒弃现实主义在变实的浪漫主义方面还有多种多样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现实主义不应当是自然主义的再现，必须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参与。随着创新、变革和观念更新，我国艺术家在表现现代生活、反映时代精神方面，强化了现代意识，探索了许多新形式、新风格。如：历史画不再沿袭描写事件典型情节图式，倾向于历史的思考和象征的表现，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以纪念碑式、碑铭式的构图，超越了情节性的表现；冯远的《世纪智者》以超时空的肖像式形象组合来反映世纪智者的精神面貌；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运用写实语言与大铺排的整体气氛节奏的营造来表现藏民的宏伟气魄……，这些新形式、新方法的创造，都可以透视出现实主义在超越情节性描绘的传统模式、拓宽现实主义的表现领域和艺术含量的可能性，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宽容度和与时俱进。 我们认为，不论是情节、形象的写实描绘，还是象征、抒情与抽象手法的运用，它们都各有其它形式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独特功能，又都是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所以，新的手法的创造，并不意味着传统手法就要淘汰，凡是现实主义的方法，都永远不会过时。 有人认为，“现实主义的定义太狭隘了，在学习和实践现实主义绘画中感到困惑和束缚。”原因就是他们抛弃民族文化背景、抛弃社会生活谈艺术。其实，生活为艺术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艺术家要如何从生活中提炼创作题材，如何抓取生活的“瞬间”，如何揭示生活的本质，如何从生活中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都是高难度的艺术堡垒。我们劝告这些艺术家走出苦思冥想的画室，离开异想天开的精神家园，投身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去，就会发现一片无限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现实主义的定义并不狭隘。 有人提出：“可以将现代主义的形式纳入现实主义的发展轨道。”这是值得认真、慎重探讨的问题。 西方现代主义割裂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主张艺术与生活无关，开宗立派所依据的都是抽象观念和概念。从无意识出发，把梦境、幻觉、错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追求猎奇、超常、怪异、残忍、丑陋、血腥、恐怖、淫秽的“视觉刺激”作为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并以挑衅的方式与现实主义持抗衡态势。现实主义遭受缤纷缭乱的舆论喧器和话语冲击，中断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产生了认识困惑，把主观想象、抽象、反理性、丑陋、反审美、反艺术、反伦理道德视为超前的“先进”文化。审视众多的“当代艺术”作品，多是错觉、荒谬、杂乱物象的堆砌，故弄弦奥、制造陌生以迷惑受众，散布假恶丑。这些变态、病态的极端浪漫主义又很容易与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混淆在一起，它们也自称是真正切入“现实”的“现实主义”。所以，现实主义的宽容和包容性是有限度的，如果无原则地把消极、变态、病态的极端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形式主义也包罗在现实主义范畴内，那么，现实主义的基本品质就会丧失。现实主义在拓展艺术形式范围，增加艺术含量，将现代主义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必须十分小心。在众说纷纭的文化语境下，重温“徐蒋”的现实主义内涵，有利于我们明辩真伪、判断是非、分清善恶、识别美丑，重新振兴真善美统一审美理想的现实主义，促进艺术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振兴伟大的现实主义是艺术家的责任 艺术发展的趋向如何，美术导向致关重要。除了美展 评审人员的意向之外，理论导向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希望理论家和评审人员多一点现实主义热情，少一点现代主义意识。如果以“前卫”的角色出现，或且在理论上追求标新立异、奇特超前，拐弯抹角地助长现代主义。到头来只能是以消解现实主义的局面而告终。王仲先生说：“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说有一天现实主义轰然倒下了，它绝对不是被现代主义打败的，而是被自己打败的。”注（8） 受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影响，许多画家对离奇、刺激的假恶丑艺术有一定的倾向性，给现实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障碍。而《美术》杂志自2001.8始至今开辟的“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笔谈讨论栏目，实质上是医治变态、病态的极端浪漫主义的医疗工程，始终没有改弦易辙。王仲先生能在错综复杂和西潮侵染蔓延我国非常猖獗的文化语境下，大胆地、准确地疏理出“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就是消极、变态、病态的极端浪漫主义”的概定，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提出重新振兴伟大的现实主义，体现了他的渊博学识和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众说纷纭的文化语境下，现实主义需要有这样的一大批理论家和艺术家来共同捍卫和振兴自己，才能扭转现代、后现代主义在我国画坛上所误导的不良倾向，改善现实主义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现实主义植根于客观现实生活沃土上，她与人类生活共存，人民需要现实主义。一切有良知、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画家，应该明辨真伪、判断是非、分清善恶、识别美丑，努力创造更好更高的现实主义，这是时代赋于当代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高呼：以大无畏精神弘扬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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