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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之所以有不灭的光芒，是因为它凝练了历史的经典；继承，之所以不可逾越，是因为它蓄涵着创新的源泉。 李力先生是注重传统的耕砚者，也是善于创新的实践者，在这两条路上，他的书法艺术之道迈得很扎实、很从容，他的书法艺术贵在能够焕发传统新的光芒。 李力先是以楷书入道的，楷书主师颜公，颜楷是他浸淫时间最长、深入研究最痴情的法帖。他心摹手追《颜勤礼碑》、《颜家庙碑》、《自书告身》帖数十年，其先期颜楷写得形神兼备，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颜楷的气势磅礴、雄健清整、敦厚质重的艺术特色。在经过漫长的吸收消化后，李力先生再将颜楷三帖加以融合，并赋予自己的用笔、自己的思想，在用笔浑厚遒丽敦实的基础上，稍对横竖粗细差距拉大使其在明显的变化中自然出楷书之异彩。在用笔过程中，他做到“令得圆转，勿使拘挛。”在节奏上也自觉着“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加之他又将点的形质进一步含蓄化，将撇的线形强化为一种如矛如匕的劲健与干练，故使其楷书平添了几分端庄丰腴、气势开张、神采奕奕。 楷书，是中国书法的基础性书体，古人对楷书的重视上升到一种修性立品的高度，所谓“楷正人正”之意道出了习楷对人的精神意志、思想情操培养的重要性。在当代，随着时代某些浮躁心理的涌起，楷书渐渐被冷漠，被边缘化，致使许多书法者“弃楷投明”，可谓“杨朱泣岐路，墨子染悲丝。”然而，李力先生没有受时风的影响，对楷书的研习与创作依然执着。他的创作实践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楷书虽然至唐楷高峰后，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和才情发挥逼向了狭小的胡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楷书就穷途末路了。关键在于我们的继承创新是否能找到新的突破口，不管突破程度大小，有多艰难，努力为之就有可能获得生机。李力先生本着这一思想，对颜楷创新虽然未作面目上的“大手术”，但在速度上他作了理智的调节，将书写推移速度加快，削弱点画端部的程式化表现，以增强其楷的自然机出。由于速度的加快，故使其楷线条枯湿变化有致，于是，李力先生之楷呈现出了整体上的浓郁韵味又蕴含一些拙朴的意趣。这，岂不可贵？ 为了调节写楷的情趣，李力先生又楷法褚遂良。颜公之楷从褚而来，并且因其心性的高旷和胸怀的博大走得很远。李力从颜返褚，在我看来，他是要抒发另一种恬然雅致的情感。雍容婉畅，仪态万千，灵秀清丽是褚遂良楷书的显著特征。李力追求这一书风多少也是他文人情怀的寄托。他长期工作、生活在水仙之乡——福建漳州，南国的秀雅风情使他自然而然地要“移情”于另一抒情境地。他的以褚遂良为传统由来的楷书主要以行法入楷，线条清劲灵动，写得朗活婉逸，灵秀玉洁。表现出了那种“美人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馀态”（张怀瓘《书断中》）的媚趣。这充分说明李力先生楷书功力之深、创作能力之强非同一般。这种创作能力虽不表现在对传统的“脱胎换骨”，但足让我们在熟悉的面孔中感受到一些陌生的惊喜。 这种惊喜在他的隶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隶书是李力先生主工书体之一，他习隶先临《张迁碑》，后师伊秉绶。伊秉绶是清代碑学中隶书中兴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隶个性强烈，古朴浑厚，富有庙堂之气。李力在忠实于伊的个性特征上的隶书创作之路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故其写“伊隶”极为老道，神形逼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隶书和楷书就在中国书坛享有声誉。现在，他的隶书呈现了两种格调，一种是沉雄峻伟—这一风格的营造，在结体上追求一种雄健的气势，有的字姿如泰山压顶不弯腰，有的亦如力拔千钧气冲霄。在用笔上以圆劲的笔力为主辅之以方笔的劲健，使其凝练稳重，苍辣峻伟，气势夺人。.二是清健朴辣—这一风格的实现主要是植入楚简、器铭的笔意和《张迁碑》的欹势，在创作过程中再以行入隶。随着时代审美情趣的多元化趋势的加剧，为了使自己的隶书让人们从中品嚼到更多的新意，他逆流而上，从青铜器铭和楚简中汲取养份，锤练遒劲的用笔和峻逸的线条，在保持“伊隶”主体神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大量采用侧锋起笔，露锋收笔，使笔锋清丽，有时笔画稍作映带，使结体变得生动自然，舒展而有韵律。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化：一是在气韵上实现了由凝重向清健的转化；二是通过速度变化实现了由沉雄向苍逸的转化；三是在结体造型上实现了由端严向偃仰生动的转化。 读李力先生的书法，令人挥之不去的观念还是那句老话：书法，有继承才能有创新、“有史”才能“有我”。李力的书法之路走的是一条师法高远，甘于沉浸寂寞、潜心游弋传统的正道。几十年来他在楷、隶两种书体中孜孜不倦，洞悉精微，一方面反映出他对传统经典的深究态度，另一方面反映出他精一通百至精去杂的书学理念。隶书作为他现在创作的最得心应手最能抒发他个人性情的主要书体，他也还在继续深入传统，而不是满足现状。从他临《张迁碑》中我们发现其临作又别有新意，其拙朴奇诡的神貌也被键入他现在的隶书中。他的大量小字隶书作品，似乎小巧剔透，实则气势雄健。小字写出大气势实属不易。这正是他在传统深处挖掘精微至精至熟后再豁达自己的胸怀而为之的结果。 （上官甫贵：书法家、书画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