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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精神对当代书坛的启示 摘要： 与晋人书法的“虚静”内向型美学相对照，中国当代书法创作侧重外向型美学探讨，自娱、自足、自适性渐消失、书法成了审美者的消费品。这有三大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比赛形式的出现；二是展厅效应；三是经济社会的影响，导致当代书法创作心态的变化。晋人书法以信札为主，随意性大，因情而变，注重内在涵养。而当代书作注重“创”作，注重大的艺术氛围、大的效果，注重外在表现(甚至包括线条) 。与晋人书法相同，当代书法也是否定理性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但当代书法却体现了自我的短暂存在而整体的自我失落。传统书法审美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 “书如其人” 说(即 书家与书作之间的关系)被解除了，留下的是审美者与作品的关系，是消费关系。创作者却成了精神审美消费的制作者。当代书法正走向审美消费。对于书作则是模式化的短暂风格的展现，是表演式的创作，是人的个性分裂的展现。我们期待着在晋人书法“虚静”美学精神之上的另一种超越。 兰亭雅聚千古不厌之谈。《兰亭序》千古流芳，它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兰亭雅聚体现了东晋文人雅士们追求自然、优雅的精神境界，王羲之的《兰亭序》则是书法家追求人、文、书三者合一审美目标的一个开端。是“虚静”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兰亭序》是晋人书法平和自然，含蓄韵藉，追求一种冲和的、“虚静”的审美境界的典范。它体现了晋人超然物外，怡然自适的创作心态。而晋人书法的这种“虚静”美学精神是受儒、道、玄“虚静”说的影响。(《老子道德经上篇·十六章》有“致虚极，守静笃”③；《荀子·解蔽》篇里“虚壹而静”④认为精神活动前的准备阶段应具备涤除“十蔽”的“虚”，专心致壹的“壹”和如同明境止水的“静”；玄学则是在老庄学说的基础上以虚静、空灵、玄远体会自然万物，追求“有以无为本，动以静为基”。)这也体现了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密切相关。而《兰亭序》中体现出来的虚静的美学精神，以及书法家追求人、文、书三者合一审美目标对整个中国古代文人、书家影响深远。 正是这种“虚静”的美学精神使晋代书家视实用功利为低级之事，他们淡薄名利，喜好山水，使艺术达到虚静、空灵。书家们常“仰观宇宙……俯察品类……俯仰一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⑤，这种自娱、自适、自足的创作心态，使艺术达到一种空灵的虚静的美感。也正是这种自娱自乐的创作心态，使晋人在挥毫时，不必为取悦他人而创作，亦不必因未获得社会认可而踌躇，他们的作品并非刻意地“创”出来的，而是含有内在生命冲动的抒发，是自然而然的生成，是内心情性的、个性的发挥，是内心随兴所至，遣兴抒怀，“任情恣性”⑥而显示出一种对情意、对人格独立的高度重视，当然或许他们也会有创作无人赏识的孤独感，（如王献之自认为书法比父亲强，而时人并非认为如此），但孤独于他们又是不可或缺的美质，如陶渊明诗中所言：“知音苟不存，己矣何所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蔡宽夫语）显示出文人、书家对世俗知赏的唾弃，和挥洒着自得其乐的豪情。看王羲之“坦腹东床”不拘礼节的自适，有一种一往情深的自我陶醉，不为他人所左右的独立人格的傲气。晋人书法大有孤芳自赏的自适、怡然之气。犹如蔡邕《笔论》中所言：“书者，散也。……任情恣性”⑦此言道出书法精神的一大特质--抒情、自足、自适，非刻意求成。无意于佳乃佳，大音虚声。这种“虚静”的境界所蕴涵的精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重视人文修养的至高的境界。 晋人书法的自娱、自足，不仅指与外在的规范、世俗知赏相对立的内在涵养的表现，个性的充分解放，而且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充溢，一种人格内蕴的充实，一种人格精神的独立，书法是作为人格生命的外化，书即人。因此古人常追求书品与人品同重，书品乃书家灵魂的栖息，人性的依托。因此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的作者的人格、文化品味都是极高的，而书法作品也是无意于佳乃佳的草稿。文、书、人三者合一，这乃是传统书法重要的文化特质。而当代的这一文化特质正在渐渐地丧失。古代书法创作深厚的生命内质，文化内涵，当代书作正在悄悄地转移到一种外在形式的体现和文化内涵的搁浅。王羲之的《兰亭序》不仅是历史的记录，社会生活的反映，而首先是人性、人格、襟抱、文化内涵得以敞亮的媒介。王羲之创造的是他全部的自已。他的价值是从书法作品、文品、人品修养中透露出来的，从而受到后人的崇拜。靠的是他的虚静人格所达到的境界。这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开端，引导着中国书法发展的轨迹，书与人、文融为一体，与“诗言志”异曲同工，书法是外在线条形态的志，志是内在心理、人格、个性形态的书。王羲之不为书，而是写胸次也。书法能将人的内在精神品性升华为永恒的、无限的、线条的存在。即书家生命存在的延伸。书法是书家生命的外化，外化为线条的跳跃，书法能起到超越人的生存的存在，使人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的功能，所以书法家们沉缅与陶醉于内心的归向，所以历代书家乐此不彼地自我陶醉，自我完善。 与晋人书法的“虚静”内向型美学相对照，中国当代书法创作则侧重外向型美学探讨，自娱、自足、自适性渐消失、书法成了审美者的消费品。这有三大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比赛形式的出现；二是展厅效应；三是经济社会的影响，导致当代书法创作心态的变化。晋人书法随意性大，因情而变，注重内在涵养。而当代书作注重“创”作，注重大的艺术氛围、大的效果，注重外在表现(甚至包括线条) 。 与晋人书法的“虚静”内向型美学相对照，中国当代书法的审美趣味明显地发生了改变。 首先， 进入经济社会的当代书坛，书法艺术不仅仅是陶冶性灵、内守情怀的一种功能，书法艺术的竞胜功能极大地膨胀了。书坛的氛围营造出的创作情调，逐渐地远离了晋人“虚静”的美学精神。一个书法艺术家、一件书法作品，处在不同时间下，内涵和特性也得到了改变，人们更多地思考一些外在因素，寻找竞胜的途径，力图在一件作品里容纳更多的信息、负载更多的情感，使竞争的取胜率达到最高。这样一来，书法家特守内心的虚静平衡被打破了，甚至一部分人为了外在的需要，创作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附合、追随的快感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书法创作对于书法家个人是一种高级的精神需要，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同时净化自已的人格，逐渐达到自我完善，它所带来的精神怡悦是丰富的、恒久的。而经济社会、比赛、展厅所带来的外在的竞争，并以竞争的名次为心灵收益的依据，使得书法由“虚静”转化为“躁动”。 其次书法作品由案头小品转为壁上巨制，走出书斋进入展厅，也是“虚静”流失的原因。晋人作品原本是自娱、自足，因此易达到虚静，而当代书法进入展厅，目的就是要让人评价，让更多的人赏识书法及书作家，这目的的不同导致创作心态的不同，导致了虚静美学精神、从容、平和心态的流失。 第三，晋人书法受玄学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很重视过程，不在乎结果，对作品创作的目的性也不强。只求自娱、自足，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而当代书坛注重目的、注重结果比过程更甚一层。过程是艺术表现流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艺术学习、积累的进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晋人的书法成就告知后人，书法积累过程应是长期、缓慢、渐进的过程，书法的内涵应是深厚、扎实的，不应是浮躁的、急于求成的，不应只停留在雕虫小技的展现。 与晋人书法的“虚静”精神所体现出来的风格的一致性相比，中国当代书法因注重外部的、形上的表现很难形成真正的自我个人风格。 晋人书法一方面讲求因时顺势（风格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又讲求“虚静”守一，最理想的境界是讲求在变与不变中求得和谐、统一的儒家中庸之道。而当代书法因展厅效应，放弃了变中求一（个人风格的一致性或承接性）的传统理想，以流动不居的新风格、新景象为追求目标，当代书法的一味求新，一方面表现了个体自我价值，力求从古代传统文化模式中解脱出来，另辟蹊径，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个性张扬的一面，这是继晋人书法突破汉的禁忌的一统思想的又一次解放，是当代对传统的又一次超越。另一方面，与之相伴而来的这种一味求新、求变，甚至同一情境，同一时期求风格的不同，以至于当代个体书法的难以形成真正的自我个人风格。更多地具有表演性和技艺性的展示。这也决定了在求新求变中的个人风格的难以实现以及风格的阶段性的模式化表演。书法它应包含文化的内涵（即精神的价值）和外在的形象表现，这二者是不可偏颇的，当代书法却使这两个层面分裂开来。所以作品很难与作者发生对应关系，作品的独特风格和作品中作者的个人存在常游离开来。其深层文化心理受西方外向型文化的影响，因此决定创作心态重外部世界之探索，重形上世界之依赖，重理念追求。外向型文化必导致人格分裂，自我零散化，难怪乎当代书家不求书品与人品同重。（当然书品与人品关系也很复杂，涉及到一些政治、伦理问题）。 综上所述，与晋人书法相同，当代书法也是否定理性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欲另辟蹊径，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但当代书法却体现了自我的短暂存在而整体的自我失落。传统书法审美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书如其人” 说被解除了，留下的是审美者与作品的关系，是消费关系。创作者却成了精神审美消费的制作者。当代书法正走向审美消费。对于书作则是模式化的短暂风格的展现，是表演式的创作，是人的个性分裂的展现。我们期待着在求变求新中有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①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启心章第二》《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第30页 ② 王羲之《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第29页 ③ 《老子道德经上篇》《诸子集成》第三册，晋王弼注，中华书局出版 第8页 ④ 《荀子集解·卷十五·解蔽篇第二十一》《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出版 第263页 ⑤《晋王羲之兰亭序帖》文物出版社 ⑥⑦蔡邕《笔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第5页 |